亡故北大荒知青史迹（三）知青英烈
《生命记忆》亡故北大荒知青史迹
方国平 主编血染的青春——计伟昌
军马卫士——母维平
好班长——王国通
志坚的印迹——李志坚
太能干了，本初！——徐本初
没有批文的烈士——徐克钧
打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册，有一个名字可能不为大家熟悉，他就是计伟昌。
计伟昌，原名计玮昌。根据现有资料，他是那个年代唯一一位牺牲在珍宝岛前线的知青烈士。
1968年毕业分配时，计伟昌主动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在列车上，带队的付德林（后来是33团16连第一任指导员）对知青们说，团部为了扩大生产，准备新建一个16连。当时车上共有普陀区的知青40多人，立即就有20多人表示愿意到这个新建连队去，其中就有计伟昌。
计伟昌与被批准的十几名知青，到33团后的第二天，就在连长刘明勤的带领下，开始了搬砖、拉石、装木材等劳动。半个月后，他们到达16连的驻地，一望无际的草甸子，什么也没有。大家在老职工的带领下，光着脚，踩着有冰碴的烂泥脱坯，积极为建营房作准备。这些工作，对于刚刚离开城市，离开家的青年人，是非常辛苦的，但计伟昌与他的战友都很高兴，他们觉得自豪，觉得光荣，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新建16连的第一批建设者。
到连队才半年，1969年3月2日，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打响了。根据战备需要，33团以16连为班底组建了武装分队（值班1连的前身）。计伟昌高度近视，按说是不能在武装分队的，但因为是16连的“元老”，条件相对放松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战士，担任了连队的通讯员。当时，战备形势很紧张，通讯员不分白天黑夜，经常要外出传达命令，有时一走就是几十里路。特别是没有月光的夜里，计伟昌常常看不清路，摔得鼻青眼肿是常事。为了加快传达命令的速度，连队让连部人员学骑马。那可不是战马，没有马鞍，只在马背上披一条麻袋。马的体温是41到42度。几个小时下来，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，两腿打不了弯，但计伟昌没有叫苦，毫无怨言。那时，一到半夜与凌晨，信号弹特别多。一发现信号弹，就要全连出动抓特务。在茫茫的大草甸子里搜索，其艰苦可想而知，计伟昌坚持下来了。
1969年夏天，计伟昌因视力不好，已准备调到生产连队去了。此时，连队接到命令，开赴珍宝岛执行任务。计伟昌一听，要上前线，这可是大多数知青可望不可及的机遇啊！计伟昌立即改变了主意，写了好几份决心书交到连长手中，连长被感动了，终于批准计伟昌留下，并分配到炮班当炮手。
部队为了磨炼意志，提高战斗力，开始进行艰苦的野营拉练。每人的辎重，最轻的不少于40斤。计伟昌是炮手，负责60炮的底盘，约有30斤，加上装备，负重达50多斤。行军速度为每小时12里，强行军16里，最艰苦的一次，一天一夜跑了200里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还不准生火做饭。计伟昌也坚持下来了。
在珍宝岛前线，部队的训练很严格。作为炮手，要用手、眼来测定炮位与射击目标的距离。为了练眼力，计伟昌做了一个弹弓，每天晚上点个小油灯，用弹弓打火苗。最后能在十步开外，打掉火苗。班长夸他是上海知青中最能吃苦，最会动脑筋的人。
经过刻苦训练，部队的战斗素养得到很大提高。一次他们值班1连与驻扎在五林洞的野战部队高炮连比拼剌刀，他们连一个女班长上场，拼得对方心服口服。连队的训练水平之高可见一斑。
北方的春天来得晚。1970年5月，珍宝岛地区的积雪还没化。9日那天，计伟昌在执行战备施工伐木的过程中，不幸被回头棒击中头部，身受重伤。连长直接打电话报告了前线指挥部，前指当即派出救护车，并派一架直升机在五林洞待命，下午三四点钟，直升机把计伟昌送到佳木斯，但伤势过重，医治无效，未满21周岁的计伟昌停止了呼吸。
计伟昌骨灰安放处
计伟昌牺牲后，沈阳军区批准他为革命烈士，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。现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里。
2012年清明节，33团值班1连和其他兵团战友一起，来到龙华烈士陵园为计伟昌烈士扫墓。计伟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！
（陈志德、蔡荣华）
军马卫士——母维平母维平，男，哈尔滨知青，1950年3月15日出生在哈尔滨市平房区，l969年8月2日支边到黑龙江省逊克军马场3分场12连，第一年就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，1970年2月加入共青团。1970年6月9日，为救军马溺水牺牲，年仅20岁。逊克军马场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，解放军总后勤部201部队为他追记二等功，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。
中俄界河黑龙江畔，小兴安岭北麓的逊克农场，前身是黑河垦区第一农场，一九六二年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逊克军马场，曾经为黑龙江的农垦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写下光辉的篇章，也曾锤炼了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，并涌现出母维平这样的杰出人物，如今已经迈入花甲之年的龙江知青每每提及仍然激动不已。
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期，先后有二千五百余名来自京、津、沪、哈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军马场，成为我军战马繁衍饲养战线上的生力军。
一九六九年三月．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。准备打仗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，有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到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。十九岁的母维平在这种形势下告别省会城市哈尔滨，与同学们一起来到与前苏联一江相隔的军马场。
小维平和同学们从学生变身为普通的牧工。他们除了有部队的建制和管理之外，工作和生活方式与草原上的牧民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加之年轻人极强的适应能力，小维平和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。一次，队里安排打井，他在潮湿的井下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；挖防空洞时，母维平不顾有塌方的危险，干在最里边；上山运木材，母维平总是抢着抬大头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为革命我要永远抬大头。”
军马场的主业是饲养军马，在军马局的领导和老职工的带领下，知青们科学管理，精心饲养，“养马如养人，爱马如爱子”成为当时每个牧马人的行为准则。母维平所在班是河南放牧班（今红跃村），任务是饲养种马。优良的种马不仅高大威武，而且灵气十足，每一匹都价值不菲。母维平和战友们每天为它们喂食、洗刷、打扫厩舍，或牵出去遛弯，甚至任由它们奔驰嬉戏。母维平觉得有时候像是在伺候高傲的将军，有时候又像是在看护调皮的孩子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视军马为好伙伴、好兄弟，让它们长得壮壮的，精精的，将来定有用武之地。
一九七O年六月九日，母维平和战友王枫桐休班，为了使种马能吃上鲜嫩的好草，他俩放弃休息去为军马割草。上午10时许，两人赶着马车在连队南面草甸子找到了一片上好的草地。他们把马儿拴在一棵小树上，开始割草。
草甸子里多泡子。嫩绿嫩绿的原野，泛着波光的泡水，和煦的阳光和盛开的各色鲜花，把初夏的北大荒打扮得人见人爱，连马儿也抑制不住兴奋和冲动。母维平他们割了不到半个小时，突然看见那马儿挣断了小树，朝着水泡子走去。泡子边是一溜的陡坡，那马儿带着大车顺着坡沿溜了下去。母维平见此情景，高喊一声：“快拦马！”就向马车跑去。马儿的前蹄已经踏入水中，他双手拉住缰绳，力图把军马拖回来。但是，坡岸太陡，自己也随坡下滑。王枫桐跑到泡子边，他边下水边喊着：“维平，快撒手！”母维平头也不回地喊：“别管我，快回去叫人，救军马要……”一个“紧”字还没出口，人、马和车就一起淹没在了水中。母维平最后伸出水面的手臂，还在奋力挥动着，示意战友快去叫人救马。
人们得知母维平为抢救军马落水的消息，一起来到泡子边，呼唤着英雄的名字。打捞的时候，人们发现母维平的手仍然紧紧拽着缰绳，不得不先卸掉马笼头，才把他的遗体打捞上岸。
母维平烈士之墓
在清理母维平的遗物时，战友们发现了一本没有写完的日记和一份入党申请书。在日记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在党和人民需要我献身的时候，我就毫不犹豫。”母维平践行了他的诺言。
逊克军马场党委，根据母维平生前的表现和愿望，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，授予他烈士称号，国务院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属证书，白城军马局为他追记了二等功，同时号召全局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向母维平同志学习。
母维平牺牲后，他的父母又将爱女母维娜送到军马场，让她和哥哥一样成为人民军队的军马卫士。
逊克军马场在距十二队不远的东山上，为母维平修墓立碑。墓碑高2米，象征着母维平二十岁的青春年华；墓穴呈马鞍形，象征着母维平热爱的军马事业；四周环绕的铁链，象征着知识青年和马场人永远心心相连；墓地前后共栽下了69棵松树，既代表了母维平下乡的一九六九年，又是六月九日他牺牲之日的纪念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烈士的墓地青松参天。每逢清明，农场的孩子们会到墓地，感受军马卫士的壮烈。
(刘宏海根据当年报刊报道和母维平生前连队荒阳的资料整理）
讷谟尔河的悲歌——傅国资傅国资，男，祖籍浙江上虞，上海知青。1952年11月7日出生，上海市黄浦区大兴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，1969年8月29日支边到黑龙江省德都县永丰农场1分场13连（东山连），任农工班班长。1971年4月19日在执行追捕敌特任务中溺水牺牲。年仅19岁。农场党委追认他为共青团员，授予“模范共青团员”称号，举行追悼会并立碑安葬。1971年9月11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，1983年7月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。
永丰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（原德都县）北部，源远流长的讷漠尔河滋润着这片肥沃的黑土地。这里紧邻山秀、水幽、泉奇、石怪、洞异的旅游胜地五大连池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里还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地方，连队驻地的条件十分艰苦。
傅国资刚到连队不久，炊事班要增加人手，连长征求大家的意见：“谁愿意去？”许多人觉得这不是好干的活儿，都不表态，傅国资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。
农场的房舍非常简陋，一间四面透风的马架，就是炊事班的伙房。水井在坡下，食堂一-天要用水十几担，特别是数九寒天，道路很滑，更是艰辛。一天晚风雨交加，值班的小伙伴没把水挑满，小傅得知后，一个人悄悄地冒雨去挑水，直到缸里水满。
傅国资当上了炊事班班长，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搞好大家的伙食，时常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冬季，他顶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，赶着牛车，到十几里外的县城采购，脸上多次冻伤，留下了褪不去的紫斑。农忙时，小傅总是亲自下地把热乎乎的饭莱送到第一线；秋收时，晒麦场的工作量最大，每天有很多同志打夜班，小傅天天换着花样给大家送夜宵；有谁病了，小傅会端去热气腾腾的病号饭；“学大寨”，小傅带领炊事班挤出时间，拉着爬犁去捡粪，一个冬季就积肥四十吨。炊事班被连队评为先进班。
一九七一年春天，小傅调到一排一班担任班长。从炊事班到农工班他毫无怨言，上任后，他处处以身作则，最靠门口的铺位是他的；最累的活儿他带头；多次资助有困难的同志。
傅国资从下乡到牺牲一直没请过探亲假。他总是把工作留给自己，安排其他知青回家探亲。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：“连队是一个大熔炉，连队需要我，工作着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”
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，县里发来命令：接上级有关部门通报，有一境外特务（中国人）潜入德都县境内，要求全县紧急动员起来，迅速行动，把守交通要道，逐一开展区域拉网式搜捕。永丰农场的全体知青和职工迅即投入大搜捕之中，傅国资所在连队负责把守讷漠尔河大堤与公路交汇口，并对大堤内外两侧河套的丛林进行搜索，夜间设伏，检查来往车辆行人。
第一天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十九日傍晚，经过一天播种劳动，大家正在用晚餐。连长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声。说是有人发现了特务行踪，命令全连出动搜捕。傅国资奉命带领全班沿讷漠尔河防洪堤搜索。他们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草一木，陡坡石洞。突然，傅国资发现树丛下猫着个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那人看到一群青年人向他围拢，便一个箭步窜了出去，夺路而逃。知青们随即追了上去。哪想到此人越跑越快，更加深了知青们对他的怀疑。那人看看跑不脱了，便跳下河去。跑在前面的傅国资和另几名知青也纵身跃入河中。4月的北大荒，河水冰冷刺骨，游不多远，就有人抽筋挺不住转而上岸了，那逃跑者却过了江心岛，又跳进了另一侧河道，继续逃遁。傅国资咬紧牙关，坚持着紧盯着那人游去。不久，傅国资耗尽了体力，沉入激流，不幸牺牲。逃遁者也溺水身亡。
战友们为傅国资扫墓
傅国资墓
事后查明，逃遁者并非敌特分子，而是附近农村的农民，逃跑原因无从查清。傅国资是在执行搜索任务时牺牲的。永丰农场根据傅国资生前表现和申请，追认他为共青团员，并授予“模范共青团员”称号；黑龙江省革委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黑河地区和黑龙江农场管理局联合发出号召，要求全区人民和全局职工向傅国资同志学习。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傅国资为烈士。
（刘宏海根据永丰农场知青提供的资料及当年《黑河日报》通讯报道整理）
好班长——王国通水利2连的任务是与兄弟连队一起修建水库。
王国通在连队当炊事班长。
作为班长，他带领两男四女做全连250多人的饭菜，工作担子很重。食堂最脏的地方是在灶坑烧炉火，一顿饭做完满头满脸全是煤灰，是大家最不愿意干的活儿。为此，他一个人几乎包下了食堂一半以上的烧火工作。
那时，食堂用水全部要从100米外山下的一口井里打上来，再挑到食堂，是一项重体力活儿，当然每次都拉不下他。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，食堂就已经开始烧火蒸馒头了，当人们吃完晚饭休息时，食堂的活还没有忙完。食堂人手少，他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干14、5个小时，有时实在太疲倦了，竟在灶坑旁睡着了。
有一次，连里组织义务劳动，去采石场，装运水库大坝的护坡石块。炊事班也派人参加，当然不能少了他班长。搬运石块时，他不小心被砸掉了右手食指甲，鲜血直流。但他没有把这事告诉大家，照样正常工作。到水井打水时，右手一用力就钻心地疼痛，他就用单手摇辘轳；发面时老面渗到伤口上，像针扎一样痛，他就多包几层纱布。大家发现了，劝他休息，他只是说：“不要紧的”。后来，他让上海寄来了胶皮指套，干活时套上就好多了。
起先食堂的炉灶特别不好烧，炉温太低，炒菜烧汤要用很长时间，蒸出的馒头也常常夹生。王国通就领着大家反复研究，终于找到了原因，因为炉火距离锅底太远，有相当一部分热量随烟气跑掉了。他们对炉灶进行了5次改造。将炉箅子抬高，并且在炉底砌了回风烟道，使炉火发出的热量能有效地被锅底吸收。此后，做饭的速度加快了，饭菜的质量也提高了。
那时食堂的饭菜十分单调。每天的食谱离不开馒头、玉米碴子、白菜、土豆和西葫芦。有时，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粥，一次肉丝炒菜，一次炒鸡蛋就算改善伙食了，许多战士严重营养不良。但王国通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，也不允许炊事员们为自己做小锅菜。
王国通最喜欢看的书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这本书是他来黑龙江时从家带来的。战友们经常看到他在灶坑旁一边烧火一边看书。书皮已经发黄了，不知被他读过了多少遍。
王国通回上海探亲时，在火车上也总是做好事。他帮乘务员扫地、擦桌子，还给乘客倒开水，有人误以为他也是乘务员呢。有一次，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老太太，自己却坐在车厢地板上。他一路做好事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，也让他获得了同车厢一位福州女知青的爱情，从此以后，他俩便鸿雁传书，一直保持到王国通遇难。
水库建成后，团里重新组建水利连，王国通留在新组建的连队，离开了食堂，到水利排工作。工作变了，他还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，样样工作都冲在前面。
1974年4月9日早晨8时许，王国通和他的战友负责放炮。他们一早来到工地，乘大家还没出工，装好了炸药，点燃了导火线，炸药陆续被引爆。唯独有一枚“大炮”却迟迟不响，那炮装有二十支炸药呢。王国通和连长一起去排这枚哑炮，万没想到，当他们刚到那枚“大炮”前，炸药突然爆炸了。远处的人们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随着浓烟和泥土飞上了天，在天空中翻了几个跟斗，掉在30多米远的地方。此时，时钟正指在8:30。
王国通的头部、右胳膊和一条腿被炸没了，心脏裸露在身体外面……现场的景象，惨不忍睹。
22岁的好班长王国通就这样走了。
（上海知青孙钜江）
志坚的印迹——李志坚美丽圣洁的逊别拉河宛若一条玉带,飘舞在逶迤的崇山峻岭间。河水滚滚东流,奔腾向前，传颂着上个世纪60年代末插队女知青李志坚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李志坚原名李海婴。1952年8月出生于上海市一个革命军人家庭。
初中毕业时，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。受过军人家庭熏陶的她，毅然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，在父母的惜别和祝福中踏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1969年4月，李海婴来到东北边陲孙吴县河南屯生产队插队落户。她立志把青春献给这片肥沃的黑土地，她改名李志坚。从此，她忙碌的身影出现在河南屯的里里外外,出现在为乡亲们服务的每个角落。
志坚一向艰苦朴素。刚到孙吴时，她的全部行装是一床父亲在部队用过的军被。一个掉了把的军用搪瓷缸、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挎包。她穿的胶鞋补了又补，戴的手套缝了又缝。一件小棉袄补了十几块补丁。这哪像个花季少女的打扮﹖每次生产队派她外出开会。她都把会议期间发的补助费全交给队里，直到牺牲时，生产队还存着她上交的几十元钱。
志坚对战友如同姐妹。1969年7月，知青小蒲接到家信，得知母亲病重，家庭经济困难。李志坚知道后，就悄悄地用小蒲的名义寄去20元钱。小蒲的母亲病好后，经队干部了解，才知道是李志坚寄去的钱。小蒲含着泪花，激动地握住她的手……
志坚无论走到哪里，都默默地做好事。她外出开会住在招待所，主动帮助服务员干这干那。坐火车，主动给老人让座，帮带孩子的妇女打水。有人问她姓名，她干脆地说：“我姓勤！”县招待所的同志都称赞她：“小李住在这里就像我们的服务员。”
志坚性格同名，志坚如钢。1970年，孙吴县新建奋斗公社，要在荒山野岭白手起家，真是“天大的房，地大的炕，冷馍冰雪来充饥……”，创业条件极为艰苦。李志坚积极响应，坚决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3月5日，这是志坚离开河南屯去奋斗公社的前一天。那天她病了，但仍坚持劳动。大伙劝她休息，她哪里肯听。下午3点多钟，她看到食堂的水缸快见底了，就拿起扁担去挑水。挑了两担后，虚弱得直冒汗。水缸未满，她坚持继续挑。她来到井台上，双手紧握辘轳把，使劲地摇，可是虚弱的病体不听使唤了，辘轳越来越重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她到了下去。井沿上无遮无拦，她直接落入了深井里！乡亲们闻讯赶来，把她从井里捞上来，因溺水时间过长,抢救无效而去世。
知青们、乡亲们, 眼含热泪，把志坚姑娘埋在苍翠的杨木山上。那白雪皑皑的山路上，送葬的队伍从村头一直排到墓地。
李志坚遇难的老井
中共孙吴县核心小组根据李志坚生前的申请和表现，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黑河地区革命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开展向李志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》。1970年3月13日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唁电，上海市长宁区革命委员会发出《关于学习李志坚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》。
李志坚墓地
在李志坚精神的鼓舞下，孙吴县知青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和空前团结的凝聚力。男女知青打破了互相不说话的坚冰，开始交流思想，相互帮助。遇上歉收，口粮有限，男青年不够吃，女青年就自发捐助，把省下来的饭票送到男青年的手中；男青年的棉衣破了，棉被薄了，女青年们就帮着翻新重絮；凡苦活、累活、重活男青年们也总是抢在前面，不让女同胞受累。
面对招工、升学,一些知青骨干一次次机会把推掉了。他们想的是：李志坚把生命都留在了这里，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！以至后来，县里为了确保工农兵大学的选送质量，不得不找被选送人谈话，做思想工作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河南屯的知青们，做到了“走的心地坦然，留的心平似镜”，并开始了恋爱和婚姻，准备扎根在这块沃土上。
终于一天，时代开启了新的征程，河南屯的知青，和千百万知青一起踏上了回城之路。大家并不为昨天的付出后悔，也不为曾经有过的誓言羞愧，因为他们没有虚度年华，大家仍在努力，直至今天。他们的言行中依然可以寻找到李志坚，极其那些献身北大荒的战友留下的印迹。
（杨洪邨根据张桂馥《追忆上海知青李志坚》和康士凯《这是我成长的地方》整理）
太能干了，本初！
——徐本初
1977年3月17日，北大荒依旧寒冷异常。名山农场（原兵团12团）在12连为该连连长、上海知青徐本初举行了一场隆重而又俭朴的追悼大会。全连干部战士、职工家属肃立默哀，徐连长原先工作过的9连和其他连队的许多知青也赶来为他送行。
追悼会后，大家含泪将装着徐连长骨灰盒的灵柩安葬在名山的向阳坡上，面对公路，面向南方。开春后，战友们又在墓穴周围栽了一圈小松树。
徐本初匆匆地走了，人们无不为失去一位好同志好战友而惋惜悲痛。
徐本初自幼聪明过人，大概是得益于当会计师的父母亲的遗传因子吧。小本初平时学习成绩一般，关键时候却出手不凡。有一次，参加区里的数学竞赛，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获得第一名，为学校赢得了荣誉，老师们都很喜欢他。
徐本初上有一个姐姐，下有弟妹4人，虽然排行老二，却是父母最放心托付的孩子。60年代初，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外婆病危爸妈赶去乡下，才12岁的小本初就是家里的大男人，在有限的生活费用和票证的条件下，带着弟妹，把家中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后来父亲被派到郊区工作，无论家中的什么难事，他都能应对，从不用父母操心。
从小的锻炼，使徐本初在下乡之后，表现出了极强的动手能力和管理天赋。不到半年就担任了连队统计员， 1970年1月又被选拔为农业技术员，
为了干好这项工作，他让家里寄来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，他自制大规尺，一步一步地丈量土地，认真验算下种量和施肥量。他每天下地头，查看墒情和农作物长势，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措施。他还领衔成立了农业科研小组，开辟了试验田，培育优良品种，摸索科学种田的技能。1971年，黑龙江全省遭受自然灾害，致使农作物大面积减产。9连的庄稼却长势良好，获得了丰收。1972年，本初带领科研组在大田里试用化学除草，在夏锄中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，节约了大量劳动力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这年秋收，9连又获得了大丰收，小麦亩产猛增了40%，达240余斤，是建连以来最高的一年，在全团名列前茅。1975年初，连队贯彻精兵简政的精神，将统计员的工作归入技术员岗位，徐本初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，但他毫不计较。他给家中写信时说：“肯定要比往年更忙一些，但只要我把时间安排好，工作可以搞好的。”他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得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。
1975年5月13日，徐本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9月调到12连担任连长。12连是团里的大连队，土地要比9连多出一半，却是团里的低产连队。徐本初是个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，他深感责任重大，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。
那几年，每年都有大学招生和企业招工的指标，知青们人心思动，有的已经返城。作为下乡知青，没有不想家，不想回城的，但徐本初舍小家顾大家，无条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，他在1975年10月的家信中说“当上干部，上学和招工的机会就没了，只好安心在这里工作了。”
徐本初是全团知青中担任连队主管的第一人。为了不辜负党委的重托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，他身先士卒，脏活累活带头干，没日没夜地工作；他分配活儿公平，指挥生产内行，很快就受到全连干部战士的拥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仅仅一年，连队的生产形势就迅速得到改变。1976年的麦收就比1975年多收了130多吨，单产提高了17%，完成了国家计划，连队也步入了盈利行列。
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徐本初也干劲倍增，做好了扎根边疆的准备。那年春节他携女友回沪探亲，拜见了双方父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心中最惦记的还是连队的备耕工作，没有等到元宵节，就提前返疆了。回到连队的当晚，他就参加了支部大会。第二天，不顾旅途劳累，带着干部们跑地号，晚上就开会确定春播计划。
几天的紧张工作，徐连长感到头疼，并伴有恶心，其实这已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前兆，可徐连长以为是劳累所致，在连队卫生室要了点感冒药依然坚持工作。连部就是徐本初的宿舍，那铺小炕的烟道已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，本来连里有专人负责清理烟道炉炕的，可徐连长太能干了，自打他上任起，这些事都是他自己动手解决的。一连几天的会议，浓烈的烟草味呛得人头晕，也有人觉得是烟道有点堵塞了，指导员让本初早点安排人清理一下。本初说：“我自己会整的，下周吧，我一定抽空搞。”
3月6日，他上午跑地号，下午赶到医院去看望一位住院治疗的职工，晚上开会到10点多。3月7日早上，徐连长没像往常一样早起，大家觉得他太累了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吧。上午9点多钟，连部还是大门紧闭，没一点动静。这时，大伙觉着有点儿不对劲，便上前敲门，屋内没有反应，呼喊，也无应答声，于是众人破门而入，才发现徐连长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做了好长时间的人工呼吸，希望出现奇迹，最终无济于事，大夫作出了“一氧化碳中毒死亡”的诊断。
战友泣别徐本初
徐本初的父亲和妹妹在上海市虹口区知青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前来料理后事。父亲为爱子选择了一个有西湖图案的骨灰盒，寓意南方的故乡。老人强抑悲痛，决定将孩子的骨灰留在名山，留在他成长起来的地方，留在他为之奋斗的黑土地上。徐本初的女友，悲痛欲绝，对天哀叹：“本初，你太能干了，却惟独不会照顾自己！”
徐本初追悼会
3月15日，本初的遗体在萝北县火葬场火化。17日，农场党委在12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
徐本初的一生只有短短的28年，但他谦虚谨慎、联系群众、兢兢业业、刻苦钻研、不怕困难、勇挑重担，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他为建设边疆贡献了他的全部。他是个好党员，好干部，好知青。
（刘宏海根据徐本初妹徐静镠，战友陆玉洁提供资料整理）
徐克钧出身于一个铁路员工家庭，在孩子中排行老大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铁路建设大干快上，小克钧随着父母走南闯北。修宝成铁路，他上过秦岭，修段家山隧道，去过山西，然后又一竿子插到东北，进了吉林通化的大山，最后才转战到了北京。艰苦的环境，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品德和开朗活泼的性格。
在校时，徐克钧就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，“文革”前就入了团，担任班级体育委员。他热爱体育，篮球和长跑是他的最爱。初中时，参加过北京市的春节环城马拉松比赛。他热爱音乐，不仅爱唱歌，还会拉手风琴，学校的文艺演出常有他的身影。就在他牺牲前半个月，连队举行国庆联欢会，他边拉琴边唱歌，给战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还有一项兴趣爱好，就是组装收音机。刚上初中就开始琢磨，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都组装过，那几年，父母给他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买零件了，还搭进去不少午饭钱。
徐克钧热爱劳动。学校组织下乡劳动，他积极参加，表现出色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学校停课了，不组织下乡了，他仍在农忙时和同学一起骑车到郊区去支援麦收，劳动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，增长了他的才干，而且奠定了他脚踏实地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基础。
一九六八年七月，六八届的分配工作尚未开始，徐克钧就次间学校提出申情，并到三十二团的招兵处软磨硬泡，终于成为一名兵团战士：与弟弟一同来到了北大荒。
到北大荒后，徐克钧像是进入了他的“自由王国”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全身心地投入新的生活。二十连是个新建连队，基建任务很重。和泥、脱坯、砌墙，又脏又累还得有窍门、有技术，徐克钧一点也不打怵，什么活儿都拿得起。因干活太猛，不几天手上腿上就伤痕累累，但他仍生龙活虎，从不请假。每天收工，他总是把第二天所需的材料备好，最后一个离开工地。因为他吃得起苦，又能干、朴实，很多刚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老职工子弟呢。由于表现出色，一个多月后，徐克钧被抽调到机务排。此后，他工作更加认真仔细了。他虚心学习，钻研技术，很快就成了师傅的好帮手。
秋收开始了。在机务排的努力下，大豆提前收割完毕，连队开始进行联合收割机收割玉米的实验。之前，收玉米主要靠人工，前期有霜，后期有雪，又慢又艰苦。由此，各连队纷纷进行技术革新，将适合吃小麦大豆这些“细粮”的收割机，改装成能消化玉米粗秆大叶的机器。由于处于实验改装阶段，机器常出故障。
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下午，康拜因(联合收割机)在大田里收割玉米。徐克钧跑前跑后、爬上爬下地紧盯着收割质量。传送带堵塞了，他就爬到收割机下，三下五除二，解决了问题，继续收割。就在拖拉机启动的瞬间，徐克钧发现有一个地方漏粮，他大叫停车，但机器的轰鸣盖住了他的声音，他便一边堵漏一边往外爬。如果不发生意外，他可以堵住漏洞，也可以爬出来，但一棵倒伏的玉米秸绊住了他，康拜因那巨大的轮子无情地从他的腹部碾了过去……
在急送团部医院的路上，徐克钧从昏迷中醒来。他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没什么事，大家去忙秋收吧。
由于受了严重的内伤，团部医院无法手术。当晚10点多，十九岁的徐克钧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徐克钧是当时二十连知青中唯一的高中生，既是老大哥，又是各方面的楷模，在知青中很有威信。虽然下乡只有短短的三个月，但他突出的表现在全连上下赢得良好口碑，大家都为他的牺牲感到惋惜，感到悲痛。连队开了追悼会，团里也在团部大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，会上，团党委授予徐克钧烈士称号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徐克钧的烈士批文始终没有批下来。
徐克钧的父亲当时正因病住院。母亲瞒着这个噩耗，承担着巨大的痛苦带着小女儿来团里处理后事。在团部的追悼会上，母亲决定把女儿徐克英留在北大荒，接替徐克钧，继续建设边疆保卫边疆，使在场的每个人动容落泪。
(徐克钧之弟，北京知青徐克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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